历史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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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史学家陈寅恪曾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寥寥数句，给予了宋朝文化高度的评价与赞美。宋朝文化是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丰盛时期，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皆诞生于这一时期，文史艺科等领域硕果累累。

文化上的浸明浸昌亦与经济上的登峰造极交相辉映。两宋时期，是我古代经济发展空前繁荣的时期。

在《百家讲坛》栏目中，主持人袁腾飞提出：当时整个世界的GDP总量里，宋朝占大头，后期的明朝只有宋的十分之一。

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最繁华的都市，就是北宋的都城东京(现开封)。

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黄金时代。而当我们追溯起这种繁荣背后的原因时，总绕不开海外贸易这四个字。

一、穷则思变，变则通

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以来，陆路贸易发达。在唐朝中期以前，陆上丝绸之路一直都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通道。

安史之乱后，为躲避战乱，陆上为主的丝绸之路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海上丝绸之路。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宋朝建立之时，西北陆路上的契丹、女真、吐蕃等少数民族已然相继崛起，陆上“丝绸之路”完全被阻塞。

宋统治者只得寻找新的贸易通道，故而催生了海上贸易。

“道路梗绝、往来不通”，如果说，少数民族的崛起导致宋王朝将目光转向海上丝绸之路，那么，朝廷捉襟见肘的财政赤字，则促使统治者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以助国用。

北宋初年，宋太祖为防叛乱，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在军事上采取” 更戍法”。

什么是” 更戍法”？即安排禁军分别驻守京师与外郡，在一定期限内来回轮换，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

更戍法”在有效预防将领专权的同时，也造成了“冗兵”跟“冗费”的弊端，加之实施“重文抑武”的政策，北宋官员的数量远甚于前代。使北宋形成了“三冗”，即冗兵、冗官、冗费。

两宋之际，朝廷不但常年与北方少数民族展开军事战争，而且还要给西夏、辽、蒙古等政权缴纳岁币。

如众所周知的“澶渊之盟”，北宋和辽国经过二十余年的战争后，决定在澶州议和，宋每年要向辽缴纳二十万匹绢和十万两银子的“岁币”。

到宋仁宗执政时，宋朝又以“赏赐”的名义，每年需给西夏十五万匹绢和七万两银子。巨额的“岁币”支出成了宋朝财政的负担。

正所谓”穷则思变，变则通”，沉重的财政压力倒逼政府寻求更多的资金来源。在此背景下，宋朝海外贸易可以说是弥补朝廷财政缺口的救命稻草。

那么为了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使其发挥最大作用，宋朝做了哪些努力呢?

二、市舶之利，颇助国用

两宋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大力提倡，为其提供了政策保护。最著名的当属北宋时期宋太宗的“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

宋政府深刻认识到海外贸易可获得 “厚利”，利于为国家财政增加收入，所以倍加重视。

隆庆二年，孝宗亦颁布诏令“使商贾懋迁，以助国用”。在当时那个封建时代，皇帝即为天子，有了天子的金口玉言，投身于海外贸易的商人们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

时至南宋，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重视程度有增无减，南宋政府鼓励部分有着雄厚经济实力的世家大姓，造船、购货以及招募船员，为海外贸易做准备。

为调动其积极性，更是对积极招诱舶商之人给予奖励。

宋朝政府不但支持本国商人出海进行贸易，而且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国商人。

其中，“优恤蕃商法”是当时极具代表性的政策之一。

当海外商人登上中国的土地，则由地方政府负责接待，先是派官员迎接到达港口的外国船舶，再是为他们安排好住宿，并专人安排好货物的储存。

如有船只在海上遇险，政府则尽最大可能进行营救，对于损失惨重的，更是会发放钱粮资助他们回国。

凡此种种，浅层次上体现的是中国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热情好客，深层次上，是为提升外国商人前来开展贸易的热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两宋时期造船工艺与航海技术的进步，则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技术保证。

以造船工艺为例，“凡海舟必用大木板护其外，不然则船身必为海蛆所蚀”，为提升船体的坚固程度和抗风浪能力，除了选取耐腐蚀的仿木，更要外围钉上护板。

并且使用“鱼鳞式”的搭接法一层压一层的叠加连接，使船体木板连结严密紧实，更适合远洋航行。

与此同时，隔水舱的技术也得到了广泛运用。

船舱被划分为数个密闭空间，万一某个船舱进水，也不会蔓延到其他船舱，即使意外发生，整船仍有大部分浮力，不至于迅速下沉，无形之中提高了行驶的安全性。

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能否顺利到达目的地进行交易，方位的准确度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宋之前，水手依靠地表目标和星宿定方位，这种方法对气候和陆地有较大的依赖性。且水手的经验也会影响判断的准确性，时常会造成误差导致事故发生。

宋初沿用此法，很快指南针发明，并广泛应用起来，使”定方位”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黄天不负有心人，在政策与技术的双重推动下，宋朝的海外贸易又上一个台阶。

市舶贸易成为了国家主要收入来源。连皇帝都感叹道：“市舶之利，颇助国用”。

宋朝港口不断增多，由唐朝的呈点状分布到宋朝的呈区域分布，甚至形成了对外贸易港口网。

海外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与前朝相比，宋朝的商船可到达更远的地区。

如东南亚、孟加拉湾、斯里兰卡、摩洛哥等，都有宋人的足迹。东亚、东南亚、西非三条线路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步形成。

贸易中的商品种类也随之丰富起来。《宝庆四明志》记载：宋代进出口货物达410种以上。

除了原有的瓷器和丝绸，陶器、茶、药材等新品类也远销海外。在进口的货物方面，除了海外珍宝，新添了进口香料、日用品和军事用品等。

繁荣兴盛的海外贸易，使得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黄金时代，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士农工商皆本业

最为明显的，是对商人的态度、对商业的认知发生变化。

自秦汉时期以来，儒家思想中的“士农工商”观念深入人心，认为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不管是汉代的“贾人不得衣丝乘车”，还是唐代的“工商杂类，不得须于士伍”。

皆表明了人们对商人、对商业的鄙夷与轻贱。但时至宋朝，海外贸易的发达使得商业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

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就提出，“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矣；工尽巧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商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矣。”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士农工商皆本业”的思想开始流传并逐渐占据主流。原本重农抑商，农本工商末的观念日趋淡化。

随着商业的正名，商人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居民等级的划分，从前朝的单纯以血统和仕禄来划分，逐渐转变为倾向于从所拥有的财产的多少来衡量。

如此一来，拥有巨大财富的商人，地位有了明显上升。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即宋朝的商人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合法的入仕权，商人可以入朝为官。

除此之外，宋人在生活及择偶方面的态度亦与前朝有所不同。在生活上，宋人“甘其食，美其服”，开始崇尚精致的生活。

一些富裕权势之家，开始追求“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的奢侈豪华的生活。

一般百姓人家也滋生了享乐的风气。东京汴梁首次出现专门供人娱乐的场所——“瓦舍”，杂剧说书、乐曲舞蹈应有尽有，供人消遣。

可以看出，人们的注意力也从一日三餐转移到精神娱乐上来。

在择偶方面，宋代人民的择偶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状况成为影响择偶的重要因素，原来的门第等级、身份地位等观念逐渐淡化。

甚至某些官员，为获得丰厚的嫁妆，选择成为赘婿。

而在千年后的今天，海外贸易带来的变化仍然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常见的核桃、胡萝卜、黄瓜、石榴等，就是宋朝时引进的，三餐制的开始也是从宋代开始。

结语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生于北宋灭亡之际的陆游，至死也未尝得见失地收复与国家统一。

这也是宋朝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偏安一隅，屈辱求和，既没有开疆拓土，亦未能守住山河。

而史学界对宋朝的评价，也呈两极分化之势。

有人认为，它只会挨打，不甚光彩，只配在历史的角落里落满浑身尘埃，亦有人认为，它是中国科技的巅峰，近代的开端，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但与其去追究争论，不如思考，宋朝海外贸易的兴衰沉浮，能给当下生活带来怎样的启发与意义?

参考文献：

《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

《诸蕃志》

《宋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