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口袋战争 口袋战争为什么下架了

美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贝文曾评价说，朝鲜战争是“民族意志重大冲突的竞技场”，这或许是解释它对于中华民族价值所在的最好角度。抗美援朝战争是为了帮助邻国免受入侵，也是为了中国的自身利益。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下，中国军人在这个半岛留下了代价高昂的血，但他们不仅收获了无可争议的胜利，更一举改变了颓丧的民族精神。朝鲜好像古罗马的竞技场：角斗士因胜利而得到自由，中国因抗美援朝的胜利而捍卫了自由，迄今已经享受了60年的和平。

云山战斗中，乘车逃跑的美国军官被志愿军俘虏

“命运之日”：南朝鲜先头部队的覆没

1950年出现了朝鲜30年来最干旱的夏天，入秋后的干爽晴朗，到了10月24日却突然变得昏暗。寒流侵入导致突然乌云密布，寒风乍起，从清晨开始，朝鲜西北部下了当年的第一场雪，裸露的山岩上披上了一层白霜。

由于仁川登陆突然改变朝鲜战局，当时几乎全世界都认为，战争即将结束了。美国第8集团军的官兵们准备在11月24日感恩节时返回东京吃火鸡，而认为即将一举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南朝鲜最精锐“首都师”第1师官兵则迫不及待想看到鸭绿江水。南朝鲜战史《朝鲜战争》说，第1师此时向所属各团颁发了攻克平壤先锋奖状和奖金。由于进展太快，他们甚至还穿着夏装，“沉醉在攻克平壤后的兴奋中，置身于完成国土统一的使命感中，因而士气更加高昂”。南朝鲜第1师的最终目标是鸭绿江中游的水丰大坝，为此，他们“发起了最后一次追击”。

这场本来与中国无关的朝鲜战争，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迅速干预的同时，命令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在仁川登陆后，美军又不顾中国多次警告，轻率傲慢地越过了“三八线”，向中朝国境鸭绿江进军。战后美国的史料中，有一系列对此政治误判的分析，但在当时美国远东最高军事指挥官麦克阿瑟心里，中国这个在他看来尚弱小的国家的抗议实在无足轻重。 其实，在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于威克岛会晤4天后，也就是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已经通过安东(今丹东)两座日本人修建的铁桥抵达鸭绿江南岸。第29军、42军等精锐部队也已经从7个渡口分别渡过鸭绿江，出现在江南的山地林海中。在是否出兵朝鲜的讨论中，毛泽东等领袖最终确定，绝不能让美国部队陈兵中国的家门口。中国出兵朝鲜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既不是象征性的示威，也不仅着眼于抵抗，而是决心要在家门口打败美国人。

毛泽东和彭德怀最初的计划是在平壤以北熙川、长津一带寻机歼灭两个南朝鲜师，但由于当时北朝鲜人民军已经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导致美韩军队向北推进过快，无法占据预设阵地，只能在更北的云山一带布下口袋，“把敌人引到对我有利的地形上来打”。志愿军统帅彭德怀的作战思路是，以部分兵力钳制朝鲜半岛东线的“联合国军”，集中主力于西线，待击溃西线“联合国军”右翼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部队后，迂回包抄美军，争取吃掉成建制部队。要实现这个大范围迂回包围计划，核心就要做到隐蔽、突然，让敌军进入到包围圈内。

数十万大军在北朝鲜林木稀疏的山地平原上，既要迅速运动，又要隐蔽，这在西方军事人员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中国军队没有飞机，既不能避免对方空中侦察，也不能阻止美军狂轰滥炸，唯一的方式就是在夜间行军。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38军副军长江拥辉在战后回忆，38军过江后，114师的第一顿饭就是在风雪中吃的，“雪花像白糖撒进碗里，这顿饭吃得里外透心凉”。部队住宿则绝对不能住房子，因为敌机一来，村庄就会变成一片火海。

10月25日上午，南朝鲜第6师2团先头部队进入志愿军40军118师354团阵地。此时该团电台却发生故障，无法与师部联系。如果此时发动攻击，将会过早吓跑后面的敌军，但将敌军放入再打，敌军前进路线正是118师师部，而那里对敌军接近一无所知。

40军前身是第四野战军3纵，曾参加过从四保临江到解放海南岛的一系列战役，被称为四野的“旋风部队”。这些身经百战的中国军人在国内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和积极主动的作战作风，入朝后依旧保持着足够的自信。为了全数包围敌军，354团决定将南朝鲜部队先头部队放入伏击圈。结果，战争的最早一枪竟然是南朝鲜部队打响的——他们发现了对此一无所知的118师师部人员。毛泽东和彭德怀精心设计的抗美援朝第一场战役，就在这样不期而遇的意外中打响。

于是，1950年10月25日这一天，被西方国家战史称为朝鲜战争中的“命运之日”。第一枪打响后，118师354团在射出第一阵弹幕后，摧毁了南朝鲜军的汽车，堵住了南朝鲜军撤退的退路。

在这支南朝鲜部队中有一名美军随军记者叫约瑟夫，他对突然爆发的战斗做了如此描述：“在几分钟内，全营就伤亡惨重，750人中有350人被击毙、击伤或俘虏。”

南朝鲜战史在战后声称，志愿军的特点是“战斗中吹喇叭敲锣，采取上个世纪的作战方法”。但就是这些被称为只会“上个世纪作战方法”的志愿军士兵，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开始在北朝鲜的山林、稻田、村庄和公路上追赶溃散的南朝鲜军队。南朝鲜战史由此只能哀叹：“悲痛哉！曾在鸭绿江畔洗刷刀枪的英勇将士们，最终也未能从这狂风恶浪中冲出来。”只一上午时间，南朝鲜6师2团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连了。

第一次战役：“联合国军”从云山到清川江的败退

10月25日，从西线的云山到东线的长津湖一带，志愿军各部和“联合国军”都展开了全面交火。前线的南朝鲜军突然遭遇惨重伤亡后纷纷发回报告：中国军队参战了！

但当时志愿军的对手们并没有迅速接受这一事实——自仁川登陆以来，“联合国军”还没有遇到过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即便“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已经得到了情报：“在云山北面和西北面的山地，埋伏着约1万中国军队；在东北方的熙川方向，也有大约1万人在行动。”但他们仍不相信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门洞开的中国此时会与击败了日本人的美军对抗。美国远东部队高层都是信奉武力说话的军人，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有人甚至指责下级官兵反映的这种情报是“因前进迟缓而胡说八道”。

10月26日，南朝鲜第1师在志愿军已经包围云山后报告说：“交战中的敌人，我们认为肯定是中国军队的1个师。”但美国第8集团军当时的情报档案坚持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军队已经正式参战。因为不管怎样，丝毫没有中国公然介入的征候。”

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威洛比由此在战后被研究者戏称为朝鲜战争中“最乐观的人”。当时他认为，战场上出现一些中国志愿人员并不奇怪，中国人最多不过5000人，这和中国大规模出兵完全是两个概念。麦克阿瑟和他的司令部由此依旧解读为“那不过是北朝鲜部队中的中国籍朝鲜士兵”。他们更乐于将仓促的败退归结于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上：“韩国第2团在同中国军队的首次遭遇战中，缺乏击破敌人的意志和决心，有90%的官兵遗弃装备四处逃散就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人甚至认为，这是由于数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的附庸国，“韩国对中国人有潜在的恐惧心理”。

战后西方人认为，美国忽略了中国的一系列公开警告，是导致他们幻想战争即将结束并遭遇最初失败的根本原因。正向鸭绿江挺进的美军第8集团军内部当时都认为战争即将结束。10月22日，抗美援朝战争即将爆发的前3天，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甚至建议麦克阿瑟把向朝鲜调运的全部弹药运回日本仓库，因为“弹药已经足够满足此后的作战需要”。美军甚至开始取消未付款的弹药的订货。《纽约时报》在社论中说：“只要在朝鲜国境线不发生突发事态，军事行动已告一段落。”

此时，“联合国军”左翼美军24师正长驱北进，在云山的南朝鲜第1师却发现前进道路已经被顽强地封死。在2团1营被消灭后，南朝鲜后继部队每次进攻，都被山头上绵密复杂的坑道和雨点一样落下的手榴弹弄得寸步难行。美国史料记载说，穿着破烂夏装的志愿军战士每人身上挂着十几颗手榴弹，在哨子声指挥下，边投掷手榴弹边前进。南朝鲜第1师师长白善烨向美军第1军军长米尔本报告说，云山周围全都是中国军队。然而已经晚了，志愿军突然向西线美军右翼的南朝鲜第6师和第8师发动总攻，“联合国军”右翼迅速崩溃了！

为了拯救几乎要被包围的云山，第8集团军沃克将军命令美军第1骑兵师“超越南朝鲜第1师，向朔州附近突进”。接受命令的美第1军军长在当天下午发布的命令是：向北总追击。对于中国人参战，领命的第1骑兵师第8骑兵团的帕尔马团长也认为，中国绝不会在这无可奈何的时候介入。美军第8团一位参谋事后回忆说：“8团有这样一种倾向，与其说是对这个情报有怀疑，不如说是不愿意相信。”

就这样，在右翼南朝鲜部队已经崩溃的情况下，美军王牌第1骑兵师第8团依旧进入已经被志愿军三面包围的云山城，与南朝鲜第1师换防。这恰好被城外的志愿军第39军发现，城内许多坦克、汽车正在驶离，39军军长吴信泉以为敌军要逃跑，就提前发动了对云山的总攻。中美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直接交手就在云山展开。

从11月1日下午16点40分志愿军发起总攻，到11月2日拂晓，志愿军已经歼灭美军王牌第1骑兵师第8团大部、南朝鲜战斗力最强的第1师12团一部共2046人，其中美军1840人。

对于这场被载入日本陆上自卫队作战教科书的经典战役结果，美军史料称：“(美军第1骑兵师)第8骑兵团有1000多人失踪，后来逐渐返回一些，最后，即不得不认定战死的约有600人。丢失的主要装备包括坦克17辆、105榴弹炮13门和几乎所有重武器。”

不过战役也并未实现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利用‘联合国军’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参战的情况下，全歼2到4个南朝鲜师”的设想。一方面是战役仓促打响，作战部队在收紧包围圈时未能及时到位，另一方面，美军在初战中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火力优势。“联合国军”缴获的中国军队《战斗经验集》中写道：“尽管进行了艰苦的山地战，但由于经验不足未能取得足够的战果。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但却仅仅抓到200多个俘虏。”

第一次战役在7天内迅速结束，美军第8集团军全线急速撤退到清川江一线。

傲慢与偏见：麦克阿瑟对中国出兵的误判

1950年11月6日这一天，美国人发现了一个让他们迷惑不解的现象。在“联合国军”全线败退时，眼看要大获全胜的中国军队却突然全部撤离。美国远东空军侦察飞机报告，多处发现中国军队从战场上撤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线美军第10军对面。中国人为何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直到今天，美国还有战史分析，这是“中国领导层决定打击一下‘联合国军’，向其发出警告，然后再撤回部队，希望联合国能重新考虑其北进的行动”。

在秘密出兵朝鲜并结束第一次战役后，中国政府在11月2日通过电台公开表示，已经正式出兵。即便没有这个公开声明，美军第1骑兵师和整个第8集团军的败退也会让一个西点军校的在校生确认：能够在此时击败第8集团军的强大对手绝不会是北朝鲜人民军。但第8集团军和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在当时却依旧不相信这是有组织的中国正规军。

“杜鲁门得到中央情报局的保证，对所有已知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全面干预在1950年是不可能的，除非苏联人决定打一场世界战争。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专家断言，中国的一切支援可能限于对北朝鲜提供帮助。”约翰·托兰在其著作《漫长的战斗》中如此评价。然而此时最应该对此负责的则是麦克阿瑟的情报机构。第一次战役结束，他依旧认为“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兵力在4.4851万～7.0051万人，已经伤亡了5500人”。美军远东空军似乎也在证明他的情报。在几乎不间断的飞行侦察下，北朝鲜白雪覆盖的群山大地上根本搜寻不到任何中国部队的影子。谁能相信几十万人的部队在雪地里能不被发现？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许多历史研究者指出，麦克阿瑟面对如此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并非他愚蠢自大。这其中很大原因，其实和中国为何被迫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有关。

在美军出兵干涉朝鲜内战后，1950年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晤。杜鲁门曾问了他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您认为苏联和中国干涉的可能性如何？”麦克阿瑟的回答是“可能性很小”。“如果他们在头一两个月进行干涉的话，那将是决定性的。我们已不担心他们参战，我们不再卑躬屈膝。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军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大概不会超过10万至12万人，只有5万至6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现在我们的空军在朝鲜有基地，如果中国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极为惨重的伤亡。”“面对‘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他们会血流成河，如果他们干涉的话。”麦克阿瑟说。

麦克阿瑟从出兵时机上判断的基础是，朝鲜战争是苏联、中国和北朝鲜的合谋，他认为，如果中国真要帮助北朝鲜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应该在战争爆发时，尤其是在仁川登陆前加入到最关键的“釜山战役”中。换言之，中国人如果真要出兵，朝鲜战争肯定在8月就已经结束了。

然而战后苏联公布的朝鲜战争档案已经证实，金日成在战争爆发前从没有要求中国军队参与。事实上，直到战争准备完毕，他才通知了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也并不想让朝鲜在那时爆发战争的毛泽东。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其实在战前早已经提醒过美国人，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绝不会做苏联的附庸，可惜他因为被认为亲共而无人在意。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说，战争开始时，毛泽东认为那只是一场朝鲜内战，但当杜鲁门派遣第7舰队干涉中国解放台湾，并不顾中国公开反对，越过了北纬38度线向鸭绿江进军后，才无法不让中国政府怀疑，美国也同样将通过鸭绿江边界来入侵中国。《美国海军史》对此评价说：“中国是不能容忍敌对的军队靠近鸭绿江的，正如美国不会容忍它与墨西哥边界的格兰德河上出现敌对的军队一样。”毛泽东由此在最不利的时机果断出兵朝鲜，显示出一个自信的大国领袖的勇气和魄力。1950年的中国，已经不是面对朝鲜被日本吞并而只能忍气吞声的清朝政府了。

但在当时，无论麦克阿瑟还是美国政府，都没有认真分析中国的声明，去分析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底线。大国的傲慢与偏见，使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无论如何无法从军事上理解，并难以相信中国军队已经出兵的原因所在。志愿军主力已经基本抵达预设作战阵地，他的统帅彭德怀并不满足第一次战役的战果(这被西方战史为掩饰其失败而称为“史上最大规模遭遇战”)。某种程度上，志愿军正用东方式的隐忍和智慧，利用西方人一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人的轻蔑，去布置一个更大的陷阱，然后用战争——这个西方世界最认同的对话方式——去改变他们的傲慢和偏见。

“圣诞节攻势”和史上最庞大的隐蔽伏击

在约翰·托兰看来，当麦克阿瑟的军队越过“三八线”开始追击后，终于引发中国军队入朝参战。此时美国和其盟国打的已经是第二场朝鲜战争了，一场同更强大的对手红色中国的战争。

第一次战役将“联合国军”击退到了清川江一线，但“联合国军”的迅速撤退也让靠两腿追击的志愿军未能扎紧包围圈，实现战前围歼几个师的设想。志愿军统帅彭德怀由此决定逐步示弱，再次吸引“联合国军”到志愿军预设阵地，实现一次真正的合围。

志愿军的战术遵循国内革命战争时的经验：以部分兵力在敌军侧翼做坚决穿插，将敌分割包围，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歼，这就是战后西方战史总结志愿军战法提出的V形作战方式。然而美军机械化部队的攻击和退却速度都远超志愿军的两条腿，由此分割包围敌军困难极大。朝鲜又是一个狭长的半岛，东西海岸相隔不远，双方兵力密集，要切入敌军阵营分割包围，尤其是面对火力占极大优势的联军，谈何容易。

最完美莫过于美军能再次暴露侧翼，孤军深入。根本不相信中国军队参战的麦克阿瑟在小心试探攻击后，面对志愿军的主动示弱、边打边撤的诱敌防御(彭德怀甚至命令在战场上释放部分美军战俘)，果然下令让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在东西两岸展开了各自为战的所谓“钳形攻势”。

1950年11月24日上午10点，朝鲜北部西海岸美第8集团军的总攻击开始了。40分钟后从东京飞抵战场的麦克阿瑟接到战地指挥官报告，部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记者们说，他们听到第9军军长库尔特少将表示，自己的部队在75英里的战线上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时，麦克阿瑟对他说：“杰克，你可以告诉他们(士兵们)，赶到鸭绿江，全都可以回家。我保证说话算数，他们能够同家人共进圣诞晚餐。”

麦克阿瑟坚持认为：“中国军队的参战目的是局部的、有限的，其兵力最多只有7万人左右，所以总司令部认为10月24日发出的‘向国境线总追击’的命令没有加以变更的必要。”

这位“二战”中的英雄在所有人的反对声中坚持了“仁川登陆”，他的冒险成为军事史上的经典之战，他用雄辩和事实证明：他是天才，其他人不过是一群庸人。这让他敢于不向总统敬礼，并用几乎是命令的口气指责总统对他的质疑。他将美国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视若无物，以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评价自己的这位“下属”(却是高过自己的五星上将，布莱德雷只是四星上将)时说：“他总认为我们是一群毛孩子。”李奇微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曾经说，他建议范登堡将军撤掉不听话的下属(麦克阿瑟)的职务，而范登堡竟然吓得一言不发。即便是杜鲁门总统，在极力压抑自己愤怒的同时，也只能以政治家的城府暂时宣称：“麦克阿瑟是战地指挥官，你挑选了他，你就必须支持他。”

当时麦克阿瑟宣布，沃克的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应该继续向中朝国境线追击，以期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返回东京后，他公开发布了给联合国和全世界的公告，宣称“巨大的钳形攻势按照预定计划今天开始行动”，这等于是在战役发生前向对手公开了自己的全部计划。

战后，所有西方将领和军事研究者都认同，中国人是隐蔽和土木作业的天才，因为在人类战争史上，如此的隐蔽能力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奇迹。经过“二战”洗礼的美军具备先进的侦查技术和经验，在和日军的作战中，美国空军情报人员甚至能够通过航拍照片上的斑点判断对方火炮的数目，通过吉尔伯特群岛便坑的数目算出日军兵力，误差在20名之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战斗集体，除了吃苦耐劳，内心充满保家卫国的战斗热情，在国内战争时发展起来的土木作业能力被西方战史专家多次强调。南朝鲜史料曾提到，南朝鲜军队对一个志愿军刚刚占据的阵地猛烈炮轰却毫无效果。最后发现，志愿军战士竟然在24小时内，一边作战，一边构建了深达2米、绵延复杂的地下工事。

隐蔽是保存自我的一方面，要进攻敌军则必须有极强的机动能力。美国史料说，中国军队的机动以军为单位实施。许多军以16?19个夜晚的连续行军行程可达450?500公里。据说有的师在山间乡村路上18个夜晚顽强地行程518公里，这对西方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由于美军拥有绝对制空权，志愿军的行军只能在晚上19点到次日凌晨3点，日复一日地行进，平均每小时要在没有丝毫灯光的寒冷雪地行走3.6公里。

与此对照，美军离开汽车和公路便难以行动，以至于李奇微到任后在给科林斯将军的一封信中指责美军：“我们仍然紧抱着卡车运来的物质享受品而不放。因此，我们只能死死依赖公路。我们的步兵大都丢掉了美国军事史上可尊敬的先人们的才干。”李奇微陈述部队面临的困难说：“……除非你不仅从空中而且从吉普车上看见地形，否则就难于想象作战的困难。”但他又不得不承认，“对手却想尽办法办事”，而所依赖的，不过是“人力搬运并利用各种当地的运输工具——牛，骆驼，马和两轮车”。

无论是美军第5航空队还是亲自前往鸭绿江附近飞行的麦克阿瑟，在北朝鲜上空看到的，都只是一片毫无生气的荒凉的大地，而它正掩护着数十万渴望一场大战的中国军人，以完成一次史上最大规模的伏击战。

第二次战役：美军史上最远的败退

麦克阿瑟麾下被称为“猛犬”的第8集团军军长沃克将军并没有丧失战场的嗅觉。这位当年巴顿将军的参谋长在第一次战役中就嗅到了不妙的气味。对于麦克阿瑟的这一番“我来、我见、我征服”的恺撒式宣言，他不屑地说了两个字：“扯淡。”当然，是在这位五星上将返回东京的飞机离开跑道后。沃克不仅仅只是在下属和惊讶的记者面前小小宣泄一下，他旋即前往美军第24师师部，命令前线的先锋团团长，只要“一闻到中国炒面味，马上撤退”。

长期在第一线作战的沃克认为，第一次战役过程中中国军队参战的情报并非空穴来风，他不惜违抗军令，将麦克阿瑟全线进攻的命令改成了一次试探性进攻。麦克阿瑟的圣诞攻势由两部分组成：沃克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部队在西部，阿尔蒙德第10军和南朝鲜部队在东部。这个在地图上气势磅礴的钳形攻势，却有一个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联合国军”东西部队之间有日益扩大的缺口。

这是由于朝鲜半岛的特殊地形所致。朝鲜半岛中部险峻的山脉好似半岛脊梁延伸南北，尤其北部盖马高原和狼林山脉，极难以通行，更不用说机械化的联军部队。在平壤—元山一线，半岛宽度约200公里左右，但一过此线，北朝鲜国土突然像一把折扇张开。“联合国军”从清川江—咸兴一线发起最后的追击时，战线宽度为270公里，到了鸭绿江和豆满江形成的国境线附近，则突然延伸为765公里。这意味着“联合国军”接近中朝国境时，正面战线已经增加了3倍。如果不增加兵力，第一线军力密度就下降到了最初的1/3，部队之间缝隙越来越大。

“联合国军”兵力分散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轻敌。仁川登陆后，美军从釜山反攻到“三八线”只用了不到两周时间。越过“三八线”后，美军没有发现想象中的平壤保卫战。在熙川，美军曾缴获北朝鲜人民军28辆还没有运走的坦克，由此判断人民军已经基本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这的确是事实。于是美军以半数兵力继续进攻，其余兵力作为攻克地区的守卫，一部分作为机动。

日本陆战史研究会编纂的《朝鲜战争》史料记载，“联合国军”本来包括美军7个师、南朝鲜军8个师、英军1个旅组成。由于相信不会遇到太多抵抗，第一线只有美军2个师、南朝鲜5个师和1个英国旅。换言之，在最前线的“联合国军”兵力只占其全部兵力的一半。从整个战略考虑，当时美军的意图是迅速抵达中朝国境，造成北朝鲜已经灭亡的事实，这就像此前北朝鲜想在釜山把美军赶下大海造成的既成事实一样。《朝鲜战争》记载，华盛顿当时已经在考虑如何经营朝鲜和防卫西欧的问题了。

兵力不足，加上地形的分散，导致“联合国军”西线第8集团军和东线第10军之间出现了一个宽达30多公里的山地缺口。《朝鲜战争》史料记载，此时联合国军东西线“彼此完全失去联系”。回顾第二次战役的开始，美军战史点评说：“即便是一个西点军校刚毕业的学员，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但美军的漏洞还在扩大！由于西部沿海第8集团军前进迅速，其右翼南朝鲜第7、第8师却进展慢，于是战线在不均衡运动中逐渐倾斜，无形中更拉长了防线长度。彭德怀期待的完美战机出现了。

毛泽东和彭德怀认为，右翼的南朝鲜军战斗力弱，一旦从联军东西线中间几十公里的空当切入，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联合国军”西线部队右翼的南朝鲜两个师，将深深插入到第8集团军后方，形成围歼美军第8集团军的合围！

约翰·托兰说，出生于楚地的毛泽东有楚文化内心骄傲的一面。但战争并非儿戏，一个装备如此落后、基本靠人力机动的部队，居然敢围歼全部机械化装备并有绝对制空权的美军。中国的统帅和将领们敢于想象并策划这个气魄十足的“坎尼”，是源于此前无数次艰苦作战积累的自信，以及对麾下身经百战将士们的绝对信任。

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9个军主力同时发动了第二次战役。“联合国军”西线右翼的南朝鲜第7、第8师在志愿军猛烈的攻击下，第一天便崩溃了。插入联军后方的38军113师切断最前线联军后路，“联合国军”整个西线开始了败退。志愿军统帅彭德怀要的不是击溃敌军，而是围歼敌军，志愿军战士于是不顾敌军的攻击，在朝鲜山地上追击着公路上乘坐汽车和坦克逃跑的美韩军队。许多志愿军士兵并没有死于炮弹和凝固汽油弹，而是因为饥饿和极度的劳累，倒在朝鲜的荒野里。

这些年轻的中国军人就这样用磨烂的双脚追赶上了“联合国军”。在三里所、龙源里、松骨峰这些关闭包围圈的“闸门”上，他们来不及喘息，便与企图冲破包围圈的敌军展开激战。美军的火力到底有多猛烈？《38军在朝鲜》中这样记载：由于美军飞机密集轰炸、攻击高度极低(因为志愿军完全无防空能力而导致美军毫无顾忌)，地面炮火又过于激烈，甚至出现美军炮弹击落自己飞机的情况。

战斗结束后，38军112师师长杨大易曾带着作家魏巍去看这个堵住了“联合国军”逃难的战场，看到的是数百具和美军尸体抓抱在一起的志愿军战士遗体——坚守在松骨峰的112师335团3连，最终没能让“联合国军”越过自己的身体。在第二次战役中，美军第2师“两个团近乎被全歼”。中国军人们以这次西方人所谓“清长战役”(西方以二次战役的主战场，西线的清川江和东线的长津湖，称之为“清长战役”)的胜利，一举改变了美军在朝鲜战场势不可挡的局势，也让世界改变了中国作为一个孱弱者在西方人眼中的固有形象。

美国历史学者亚历山大·贝文在其历史著作《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写道：“第8集团军已如惊弓之鸟，撤到三八线以南，来到了西边开城以南冰天雪地的临津江畔。大溃退终告结束。此时第8集团军正在等待中国军队的下一次攻势，主动权已经完全操在了中国人手里。”

没有空军和坦克，没有重型火炮，饿着肚子的中国军人，让美军遭受了其历史上最远的一次撤退。从清川江到临津江，美军第8集团军撤退了120多空里(从空中直线飞行的距离，地面实际距离通常更远)。就连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在撤退途中因为车祸身亡。在东线，志愿军9兵团在缺乏棉衣和后勤的情况下，于极度的严寒中，将美军王牌部队陆战1师从长津湖地区击退到兴南港，迫使美军从兴南港由海上撤离北朝鲜东海岸。

1950年12月6日，志愿军攻克平壤。第二次战役的全面胜利，让志愿军迅速推进到“三八线”附近，恢复了战前的南北朝鲜大致边界。

战斗中的反思：全然不同的对手和战争

1950年12月13日，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提出，部队休整3个月和不越过“三八线”的考虑。彭德怀认为：“两次大胜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滋长。”“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毛泽东同意了休整，但他仍电示彭德怀：“目前英、美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带来很大的不利。”

从10月19日出兵入朝到此时，志愿军一个月内连续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战役，部队面临极大的疲惫和伤亡，粮食和弹药的补给也得不到及时补充。作为战场统帅的彭德怀在第一次战役时就已经发现，在朝鲜作战和此前国内战争相比，志愿军面临着全然不同的对手和战争。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回忆：“美、英军和伪军(南朝鲜部队)利用机械化迅即退至清川江与德川地区集结，构筑野战工事，我们未跟踪猛追，因为仅消灭伪军六七个营和美军一小部，还没有消灭敌之主力。敌机械化部队运动迅速，构筑工事亦快，主要是坦克部队，已交织成防御体系。以志愿军现在技术装备去向敌军进行阵地战，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打一个败仗！”

美军战史战后对志愿军也做了如下评价：火力极弱，步兵是攻击力骨干；步兵训练有素，惯于作战，特别擅长夜战；伪装技术卓越，侦察员的侦察能力出类拔萃，其天赋的绘图工作能力和伪装技术提供了帮助；山地行动能力特强，迫击炮使用得熟练，有克服困难的精神，富于欺诈手段。美军也指出：志愿军还远不能称为现代化军队，可利用的弱点很多。

志愿军最大的弱点，毫无疑问是装备上与美军过于悬殊。尤其是没有抗衡美军的空军，是造成志愿军在朝鲜一切困境的根源。缺乏防空火力的志愿军面对长期的空袭只能被动挨打，毫无还手之力，许多部队伤亡很大。在物资损失方面，仅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全军总共仅1000辆车就被飞机炸毁600多辆。

在作战进攻方面，由于美军机械化能力极强，进攻难以追上，撤退难以摆脱，加上完全没有制空权，部队只能在日落后的19点到次日凌晨3点行军作战，对空隐蔽措施到凌晨5点30分结束。白天志愿军唯一允许行动的是少数侦察部队和设营队，其余部队绝对不能运动，导致作战效率很低，难以连续进攻追击。

西方史料记载，志愿军士兵使用的都是日本造三八式步枪和九九式步枪。自动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则是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美国货。至于迫击炮以上的火炮则很少发现。但这些志愿军战士面临的最大困难可能还不是武器，而是因为美军空袭导致的后勤补给极端困难。与国内战争时期不同，当时可以就地筹粮，通过缴获武器进行补充，伤员可以由当地群众负责运送到后方，在朝鲜，战争已经让农村基本变成毫无人烟的地区，不拿朝鲜老百姓一针一线的政策，导致部队得不到任何当地给养。至于伤员，更是极难运输到国内，因而伤亡很大。一次战役已经暴露出志愿军面临极大的后勤困难，许多战士饥饿而死，或者冻死。武器装备只能由步兵自己携带，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士兵们极限的作战能力只有一个星期。

志愿军方面，66军则在11月20日就编写了《云山战斗经验的基本总结》。《总结》指出美军“坦克和炮兵的协同能力极强，火炮威力极强且机动，空军对地攻击能力很强，运输能力很强。步兵的火力装备和远程火力很突出”。仅仅通过第一次交手，两军其实都已经充分认识到双方的优缺点。

此时不但要马上发动第三次战役，还要打过“三八线”，彭德怀认为这显然违背了军事规律。他的观点和西方史家的评论颇为接近，即第二次战役后期，多数时候是美韩军队不战而逃，并非是志愿军打跑了他们。在最初的围歼和激战后，“中国人不过是不停地在后面追赶，远远落在了‘联合国军’摩托化部队的后面”。彭德怀意识到，美军一旦在志愿军精疲力竭时组织反攻，志愿军将面临极大的被动。

但毛泽东决心已定。他虽然同意战争将是长期的观点，不再提迅速围歼敌军，但依旧认为：“……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于是第二次战役刚刚结束，第三次战役就要在仓促中打响了。

第三次战役：李奇微的发现与反攻

1950年12月31日17点，志愿军发动了被美国人称为“除夕攻势”的第三次战役。

1950年朝鲜半岛经历了罕见的寒冬，而志愿军只能徒步越过布满冰块的汉江。很多西方参战人员战后回忆说，中国军人浑身挂满冰凌，还在顽强地冲锋。约翰·托兰在其名著《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写道，中国军人唯一的防冻措施，不过是“用猪油和牛羊板油把脚糊住以防冻伤”，但他们却展现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勇气和意志力。数十万官兵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下，徒步跋涉雪原冰河，穿越弹幕火海。

在志愿军的攻击下，南朝鲜第1、第2师全线崩溃，美军第1、第9军迅速陷入困境。新任美军第8集团军军长的李奇微在清晨写了一封颇有信心的新年贺卡给上司麦克阿瑟后，乘坐吉普车出发视察，被南朝鲜军队因恐惧而溃逃的情景“深感震惊”。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向上帝祈祷，不要再目睹这样的情节。”李奇微说，他试图阻止，可是逃跑的卡车毫不减速地闪过了他。他给美军24师师长丘奇将军下令，让撤退的24师官兵归队，但又说自己也怀疑命令能否执行。他在视察败退的24师19团的伤员时，“发现他们已经像皮球一样泄了气”。李奇微说：“我们清醒地看到，建立起所需要的斗志还要有一段很长的过程。”

几乎所有美军和南朝鲜战史都不厌其烦地描述过志愿军令人难以忘记的冲锋。面对空中投掷的炸弹、凝固汽油弹和火箭弹，面对地面坦克和榴弹炮的火力，面对暴雨一样的自动武器的射击，志愿军战士义无反顾，“在尖利的军号和哨子声中，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攻击”。“联合国军”士兵无法理解，中国军人为什么能够这样镇定从容地踏着前面士兵的尸体，毫无躲闪地迎向死亡冲去。

如果他们看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和日记应该知道，这是共产党军队一贯视死如归的本色，也是其在战场上因历来装备劣势导致的无奈之举。朝鲜战场美军的立体火力可以从鸭绿江南岸一直覆盖到阵地前甚至30米处，中国士兵唯有在夜间冲入敌人的阵地发动白刃战，才能避免美军火炮和飞机的绞杀，争取到与对手处于基本公平的作战机会。这些走过雪山草地、杀出平型关和在冀中敌后身经百战的勇士，用血肉铺就了在朝鲜的每一次胜利和前进。

第三次战役经过8个昼夜不间断的反复冲杀中，志愿军把战线向半岛南部推进了近百公里。这时，中国国内的报刊媒体开始用史诗般的语气形容志愿军的强大，并发出了将美军赶下大海的宣言。

但彭德怀看到了胜利背后的危险。战争后期回国任职时，彭德怀曾这样回忆第三次战役打到“三七线”时的感受：眼看着几十万中朝军队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敌军的飞机几乎完全摧毁了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在缺衣少食、缺弹少炮的情况下，美军随时可能用另一个立体反攻将几十万志愿军置于绝境。彭德怀说，自己从未在战争中害怕过，但当时却极度担心志愿军的命运。果然，美军很快发现，志愿军的追击又开始跟不上美军撤退的速度，“步行行军及原始的补给方式使得他们放慢了挺进速度……”

战后美国《朝鲜战争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史》一书中曾提到：“在中国人后来称之为‘第一阶段’(即第一次战役和第二次战役)和‘第二阶段’攻势之间，出现了连续几个星期无战事的局面，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当时美国人并没有搞清楚志愿军为何没有连续进攻。在志愿军此后突然结束第二次战役时，他们依旧迷惑于对手为何不乘胜追击。对于志愿军的攻势，麦克阿瑟要求远东空军“参战的机组人员飞到筋疲力尽为止”，以阻止志愿军的进攻和后勤保障。不过，是李奇微这位西点军校的高材生、前82空降师师长，才真正最先发现了志愿军的弱点。

第三次战役中国军队停止进攻后，李奇微紧张地判断中国军队的动向。此时志愿军如果继续进攻，“联合国军”只能继续撤退。在麦克阿瑟的要求下，第8集团军已经做好了从美军士兵到南朝鲜官员家属撤出朝鲜的详细计划。但这时李奇微发现，三次战役中，志愿军每次的攻势都只维持了7天。他敏感地意识到，不是中国人不想乘胜追击，而是由于无法在进攻过程中给予部队足够的后勤支援，志愿军的进攻最多只能维持一星期。他称其为“礼拜攻势”。他发现，由于志愿军后勤补给过于原始，数十万军队在运动作战中几乎无法得到有效补充，只能依靠发起前部队自行携带一周的粮食和弹药。一旦粮食和弹药消耗殆尽，攻势只能被迫停止。换句话说，志愿军停止进攻时，通常也是弹尽粮绝、精疲力竭时。如果能够在志愿军进攻时放弃恋战而果断撤退，诱使其长驱直入，那么志愿军攻得越远，后勤保障就越恶化。此时以强大的力量反攻，不但对手难以招架，还将因为过于深入，难以撤回，陷入不能战又不能撤的绝境。

李奇微迅速开始组织美军反攻，他要求部队像猎犬一样去寻找并攻击阵地对面的志愿军。1951年1月15日，他将第一步试探性进攻命名为“猎犬行动”，其核心就是——进攻！

先攻后守的第三、第四次战役

当李奇微在1951年1月25日再次发起“霹雳作战”时，志愿军正处于疲惫的休整状态，原来准备在第四次战役时使用的第3和第19兵团还没有抵达前线换防。对于美军大规模的反攻，无论从弹药物资还是心理上，志愿军完全没有做好大规模作战的准备。朝鲜的冰原白雪覆盖，几乎所有村庄都被美军飞机摧毁，志愿军几乎无处栖身。他们不但要和敌军的飞机与坦克搏斗，还要面对严寒、饥饿、伤病和极度的疲惫。部队自入朝后就没有休息过一天，甚至不能指望有新的部队来接替。

即便有部队增援，也已经付出了极大的损失。约翰·托兰在其著作中写道：“从鸭绿江到汉江数百公里的山路，基本没有任何现代化运输工具，只能靠步行。这还需要时刻面对美军飞机无休止、对弹药毫不吝啬的轰炸。这些中国军人的食物只能靠自己携带，他们唯一的保护伞就是黑夜，而在白天，只要有飞机出现，他们必须藏在树林里并保持静默，绝不能用轻武器进行任何还击，否则将遭致更加凶狠的轰炸。如此一来，补充的部队要从鸭绿江抵达前线，也至少要耗费4～6个星期的时间。而他们抵达那里时，早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志愿军的增援部队，就是从这样的死亡之路中徒步到前线的。许多将领表示，朝鲜战场的艰苦，远远超过了爬雪山过草地。彭德怀后来回忆这一段日子时曾写道：“敌人一步一步在诱我南进攻坚，待我军消耗殆尽，再从正面反击，从侧面登陆截击，以断我后路。志愿军入朝后，不到3个月，连续经过三次大的战役，又值冬季，而且全无空军掩护，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以想见，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继续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与志愿军的艰苦对照的是，美军依靠强大的运输能力，开创了一种新的休整计划：从1951年初开始，每个官兵都可以到日本进行5天的休整，以使疲倦的“联合国军”官兵能够恢复士气，以高昂的士气重新回到战场。士兵们很快给这个休整度假起了个“纵欲加纵酒”的绰号，更粗俗的叫法则是“性交加饮酒”。不管这个制度对美军士气提升的效果如何，长期战争中双方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差距，使志愿军的每次胜利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彭德怀得知美军在此时突然发动大规模攻势，电示毛泽东，希望以“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的方式，暂时缓解志愿军作战准备不足的极度困境。在彭德怀看来，政治上再有需要，如果军事上无力实现胜利，是会导致失败，那么政治目标最终也不能实现。但毛泽东处于国际政治上的考虑，指示应立即发动第四次战役，要求部队进一步南下作战，甚至要求打到“三六线”。

此时的志愿军战士们，许多人是饿着肚子甚至赤脚在雪地行军作战。彭德怀在电报中指出，志愿军“鞋子弹药粮食均未补充，每人平均补5斤，需2月6日才勉强完成”。“9兵团目前只能出动26军共8个团，需2月18日才能到铁原做预备队，其余因冻伤均走不动……”“第三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战役是带着更大的勉强性。”

彭德怀意识到，如果连续作战，“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第四次战役打响后的确如彭德怀预计，志愿军在艰苦的条件下于“三八线”附近做顽强的防御。战役后期，志愿军在阻击美军北进的同时，于横城附近发动“横城反击战”，突破了南朝鲜部队的战线并大量歼敌。但此后在“砥平里”，则经历了一次较大损失的围攻。这让李奇微发现了志愿军的另一个弱点：只要有2个团以上的美军固守有强大火力支援的阵地，志愿军即便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也难以吃掉。1951年2月17日，志愿军从东西线开始全线撤退。

砥平里之战则使李奇微确认，志愿军已经力竭。他决定不让中国军队有任何喘息之机。他在1951年2月20日签署了第8集团军的向北进攻作战命令。1951年寒冬中，极度饥饿疲惫的志愿军战士们且战且退，到3月5日，美军陆战1师发现志愿军从阵地上消失，联合国全部抵达预定的占领线——亚利桑那线。李奇微并没有止步，新的作战计划“撕裂行动”在两天后迅速发起。

这次战役的目标是还在志愿军手里的汉城。面对美军强大的持续进攻能力，毫无喘息时机的志愿军只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深谙作战之道的彭德怀果断决定，在3月10日全线运动防御，有组织地向北撤退，这意味着要主动放弃朝鲜首都汉城。1951年3月14日深夜，一支南朝鲜巡逻部队发现，汉城已经没有了中国军队。

由于彭德怀果断撤退的决定，志愿军避免了此后李奇微的空降包围圈。在阻击部队英勇顽强的抗击下，志愿军主力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双方战线又戏剧性地重回志愿军第三次战役发起之地。

第五次战役：钢铁与意志的较量

第四次战役暴露出志愿军武器装备的落后、后勤的瓶颈，都严重制约着作战计划的达成。当美军逐渐找到克制志愿军的作战方法后，受客观实力的制约，志愿军并没有找到更有效克制美军的对策。此时新的入朝兵团抵达让志愿军总兵力达到了70万，他们热切地渴望参与到一场大规模决战中。

在对第五次战役预设战场的讨论中，志愿军多数高级将领建议让美军继续深入到铁原、金化以北地区，一则让疲惫的部队能得到准备的时间，让新入朝部队熟悉战场，也能尽量让美军进入到志愿军预设的阵地。

然而铁原、金化三角地带是一片山地，一过此地则变成开阔的平地。彭德怀担心缺乏重火力的志愿军一旦撤过这一带，将很难阻击美军的机械化兵团。

他的另一个忧虑是，美军可能利用绝对的海空优势，再来一次仁川登陆这样的登陆作战。由于美军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这也是志愿军的一大威胁。彭德怀希望尽快击退美军，以消除美军试图在志愿军后方登陆的企图。1951年4月10日，彭德怀把第五次战役的设想和部署电告毛泽东。他决心“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

从前四次战役看，志愿军虽然再次消灭了大量敌军，并从鸭绿江一直抵达到了“三八线”附近，但从未有过彻底全歼美军一个建制团的先例。但第五次战役的这个作战方案还是被毛泽东批准：中国的统帅和将领们希望，在4月22日开始的抗美援朝以来最大规模的第五次战役中，能够一举消灭“联合国军”5个整师，彻底改变被动局面。

4月22日，志愿军发动了抗美援朝战役中规模最大的第五次战役。

西线的临津江一线，英军第29旅旅长布罗迪准将将他的3个营布置在江南的高地上。夜晚22点，志愿军开始再次渡江。在中线通往汉城的阵地上是英军著名的格罗斯特营，该营因远征埃及之战中反败为胜，得到军帽佩戴两个皇家陆军徽章的荣誉。志愿军63军187师的士兵在攻克了该营周边高地后，开始向英国人称之为“城堡山”的148主峰发起冲击。

西方战史是这样描写的：“中国人突然发起冲锋。身着咔叽布军服的中国士兵们的棉布子弹带斜挎在肩上，交叉在胸前。在他们身后，骡子驮着枪炮和弹药，两人一排的队伍搬运着迫击炮和机枪。当中国人靠近阵地时，他们投掷了木柄手榴弹。江边响起迫击炮声，火焰向东边蔓延着，把‘城堡山’包围了。”

维克斯兵工厂生产的炮弹劈开了岩石和山坡，却没能阻止志愿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他们顽强地攀上高地向这些在海外殖民了100多年的殖民部队展开肉搏战。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F-80战斗机投掷的凝固汽油弹在疯狂延缓着格罗斯特营的命运，但3名志愿军战士最终出现在企图逃跑的该营士兵头顶的山坡上。皇家格罗斯特营100多年的历史终结了。

英军俘虏们后来回忆，这些衣衫褴褛的中国士兵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兴奋地讲个不停，所有残余格罗斯特营士兵都举起手来。虽然中国军人在美军空袭下面临着危险，却仍然对英军表示会把对方伤员抬下山去。这些俘虏看到，志愿军部队的每个师都已经标出自己的渡口，“由骡子驮着大炮的部队不时超过步兵部队，飞驰过江。每个中国人看来都急于南进，投入战斗”。

然而志愿军的攻势再次在一周后的4月29日停止，还是因为后勤的制约！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在5月中旬结束时，彭德怀命令3个兵团向北撤退休整。然而，依旧如同第四次战役时那样，美军的反击此时已经部署完毕，他们开始反攻了。

初步胜利后的主动撤退让一些志愿军部队失去了警惕，并没有意识到此时其实是部队最虚弱的状态，而且，战争并没有因为第一阶段的进攻而完全结束。而和此前四次战役的部署完全不同，这时“联合国军”第一线除了南朝鲜一个军团，已经全部是美军精锐部队。

5月22日，美军在400公里战线上全线反攻，吸取了志愿军纵深穿插的战法，组织特遣队向因撤退而稍有混乱的志愿军穿插分割。美军强大的机动能力和空中配合，让撤退中的志愿军很难兼顾防御和撤退。志愿军多个兵团付出了极大的伤亡才突出重围。第五次战役是志愿军消灭敌军最多的一次战役，同时也成为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志愿军的阻击部队在接到彭德怀“死守铁原15至20天”的命令后，以血肉之躯，最终阻止了美军钢铁洪流向北的冲击。6月10日，“联合国军”在志愿军阻击部队的死战下，终于停止了进攻。朝鲜战场又回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大致战线。

五次战役后：从运动战到消耗战的转变

毛泽东总结了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后，在给彭德怀的信中表示，以后“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这次规模庞大的战争让中国领导人开始冷静地巩固自己的阵地，把缺乏大炮和坦克的防线转入地下。

在“三八线”两边，“联合国军”和志愿军分别开始建筑庞大的地下工事。“这些地下工事均用圆木和泥土封顶，除非用155毫米口径大炮直接轰击，否则任何武器都难以奏效。每一座地堡就是一个据点，而每一座山丘就是一个堡垒。”此时，中国国内则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无数年轻人以志愿军英雄为榜样报名参加志愿军。男女老少纷纷捐款以购买战斗机。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结束此前的大规模运动战，转入到长达两年左右的消耗战中。对于缺乏制空权和重火力的志愿军，坚固的地下工事成为弥补火力最理想的作战方式。

在经历了上甘岭战役等惨烈的阵地攻防战斗后，美国人终于发现，如果继续向这些纵横交错、如地下长城一样的工事进攻，无疑是得不偿失的。被美国媒体诟病的“范弗里特的弹药量”和不断运回美国的裹尸袋，究竟让美国得到了什么呢？“只不过是为战线填了一个小小的缺口罢了。”美国历史学者在战后如此评价，“而在‘伤心岭’(即上甘岭)背面又赫然耸立着另一座大山，山上布满了就像在‘喋血山岭’和‘伤心岭’上一样要付出重大代价的地堡和火力点。”

而在美军对面是一批批进入朝鲜轮战的新的中国部队。每一个部队都在和世界上最强大对手的交手中迅速成长。美国人意识到，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既不能让中国军队屈服，也无法让中国人的作战意志衰竭。应该说，抗美援朝五次战役，让彼此在战争中洞悉了对手的意志和实力，也让从未进行过现代化战争的志愿军逐渐成熟，在朝鲜战争后期，随着从苏联购置的武器装备运抵，志愿军终于通过战火，迅速成为一支初步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