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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田汉究竟是在哪里创作的这首歌词，一直存在多种说法，让人深感谜团重重。

《义勇军进行曲》曲谱手稿 王凯 摄

上海是国歌的诞生地。众所周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上海涉及国歌创作的纪念地有多处：国歌展示馆、黄浦剧场、百代小楼、田汉寓所、聂耳旧居等，但对于上世纪30年代田汉究竟是在哪里创作的这首歌词，一直存在多种说法，让人深感谜团重重。

种种传说成谜团

国歌是国家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标志。

田汉是在哪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流传过一些不同传说的版本，有的版本还极富传奇色彩，充满浪漫的艺术想象。如电影《国歌》就让田汉来到了东北学生会馆，面对满墙慷慨激昂的爱国标语，他心潮汹涌，挥毫写下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有版本说，这是作曲家聂耳谱好了曲，先用小号在监狱外吹给田汉听的，让狱中的田汉产生了创作激情并写成了歌词。但没有歌词，聂耳凭什么作曲呢？有的版本进一步说，歌词是田汉被捕后，他突然看到牢房墙角边有个香烟盒，他迫不及待地撕开烟盒，在那张巴掌大的包香烟的锡纸衬底上，写下了流传后世影响深远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然后，再托人秘密带出来的。

田汉（右）与聂耳

在各种版本中，以田汉在监狱创作的说法流传最广，并得到了《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儿子许国庆的证实。他说，父亲曾经对他回忆过这段往事。父亲许幸之当时31岁，在天一影片公司担任美术设计、电影置景。夏衍约见许幸之，希望他和吴印咸一起转到受地下党影响的电通影片公司，分别担任《风云儿女》的导演和摄影。1935年2月，抗战电影《风云儿女》即将拍摄，编剧田汉却被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了。许国庆说，父亲回忆：当他接手《风云儿女》时，拿到的电影剧本，主题曲歌词部分是空白的。但不久，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由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一段歌词，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

1959年4月，电通影片公司编导孙师毅也说：“那时田汉被扣禁以香烟纸写《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由夏衍交我转给聂耳。这曲最初是用五线谱写成（手稿遗失），当时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后由聂耳和我商量，把歌词加以更改。”但这是一份对孙师毅的谈话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可信度存疑。

但孙师毅又说过另外的话：“我们见到原稿衬纸是被茶水浸湿过的，字迹模糊。在交给聂耳谱曲时，是从衬纸上一字一字地抄下来的。可想而知，歌词是田汉在被捕前急急草成的。聂耳谱曲时，作了个别字句的修改，使之更加完美。”可见他前后说法不一，无法佐证。

史料否定监狱说

那么，流传广泛的监狱说是否属实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抗战故事片《风云儿女》的出品人，后来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司徒慧敏在《大众电影》1982年发表了《在暴风雨中诞生》，他回忆道：“田汉同志只写了十来张直行的稿纸，不依行格、用毛笔细字写成。这仅能称作故事梗概。夏衍、阿英、孙师毅和我读了都很高兴。当时由于田汉忙于别的工作，环境的险恶也不容许他自由自在地进行创作……我告诉聂耳：剧本中有一首《义勇军进行曲》的诗词，希望他能谱写成歌曲。聂耳很兴奋，他说，田汉曾告诉过他，他自己也有这个思想准备……就在这一年春节刚过，田汉和阳翰笙同时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夏衍、阿英被搜索追捕。这时更激发了聂耳的热情、勇敢与智慧，在不长的时间内谱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司徒慧敏的这段回忆清晰地表明，田汉写出《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时，还没有被捕入狱。

南国艺术学院旧址（今永嘉路371号） 沈琦华 摄

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封夏衍的来信，标题是《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他对外界有关田汉在狱中写歌词和聂耳吹小号等误传进行了澄清，“希望不要以讹传讹”。由于夏衍是当事人，并接手田汉最终将《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创作改编成电影剧本，他的澄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遗憾的是，这一来信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夏衍说：“1934年电通公司成立时，就请田汉同志写一个剧本。到这一年冬，电通公司催稿甚急，田汉同志写了一个故事梗概（也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剧本），交给电通的孙师毅同志……田汉同志的被捕是在1935年2月。剧本原名《凤凰的再生》，后由作者改题为《风云儿女》。”他指出：“田汉同志的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

更有力的证据是田汉自己在上世纪50年代末写的《影事追怀录》中说：“当时执笔一定是十分匆促，记得原定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为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我交出了故事后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这个，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可见，田汉自己也否定监狱说的。

田汉、夏衍、司徒慧敏等当事人的说法都相互印证，可见监狱说并不存在。田汉的长子田申也在《我的父亲田汉》中说：“1935年2月19日，田汉刚写完电影《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及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初稿，即被捕了，随即又被押往南京。”

歌词写于安顺里

既然田汉不是在狱中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那他究竟是在哪里写的呢？

田汉在上海居住近20年，先后有12处居所，如铜仁路、徐家汇路、淮海中路、长乐路、瑞金二路、永嘉路、山海关路等。但保存至今的只有两处，即2018年发布的《上海红色文化地图》中标示的两处。一处是永嘉路371号，即田汉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旧址，当年是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371号至381号，田汉居住于371号底楼。虽然有报章说，这里是田汉创作国歌的旧居。但这间创办于1928年初的民间办学机构存续时间很短，随着第一学期结束即告停办，田汉也随之搬家。它存在的时间与国歌创作时间完全不符。

山海关路274弄安顺里11号的田汉旧居

另一处是山海关路274弄安顺里11号的田汉旧居。

曾担任过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的陈巳生是田汉先生的老朋友，他是山海关路306弄山海里17号的田汉邻居。他曾告诉家人，田汉亲口说，“一·二八”事变后，田汉几经周折后借住在金焰家，后因金焰与王人美结婚，田汉就住进了安顺里11号，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就是在这里写的。陈巳生先生的侄孙陈守中告诉笔者，他们家人都知道这段往事，并向有关部门多次反映。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他经常到山海关路田汉家商量工作，1935年2月3日大年夜，夏衍、周扬、阳翰笙、孙师毅等中共地下党人就聚在这里吃的年夜饭。1935年2月20日，夏衍听到大搜捕消息，立即赶往山海关路田汉家通知。正巧，他在安顺里弄堂口的老虎灶遇到了田汉家保姆，得知田汉全家前一天已被捕，即转身脱离险境。因此，夏衍对这一地址是十分熟悉的。

谈到国歌，夏衍说：“事实上，当时田汉同志住上海公共租界山海关路，并非‘法租界。’”夏衍这句话，既否定了当时位于法租界的永嘉路371号，也肯定了田汉当年就是在山海关路的旧居创作国歌的。对于国歌，田汉侄女田伟说：“田汉在上海居住在静安区，山海关路。那里曾经接待过无数文化名人。”

2021年在上海两会上，政协委员董敏华、马建勋、滕俊杰联名提交了《关于建立上海 “田汉旧居陈列馆”的建议》，呼吁重视山海关路274弄安顺里11号这一红色旧址。“为更好展示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和田汉同志作为著名艺术家、进步文化艺术运动领导人、国歌词作者不平凡的一生，建议建立上海‘田汉旧居陈列馆’，使之成为国家红色历史文化展示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场所，同时也作为‘四史’学习教育的有效载体。”建议指出，在安顺里这处田汉石库门的旧居里，田汉先生不仅在此完成了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这里也是左翼文化和中共地下文委活动的阵地。委员们希望相关主管部门，能从规划阶段起就明确其“田汉旧居陈列馆”的功能和用途，充分体现其国歌歌词诞生地的时代意义。“不仅要保护，还要用好这一红色文化资源。”

可喜的是，安顺里这片石库门旧居，虽然曾一度被纳入拆迁地块，形势危在旦夕，但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奔走呼吁下，这里已作为红色文化资源予以保留。2021年8月，山海关路274弄安顺里11号田汉旧居由原静安区文物保护点提升为该区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国歌是浓缩的国魂，它能呼唤和凝聚起亿万人民巨大的爱国热情，每当唱起它都会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安顺里11号这一厚重的红色文化旧址已渐渐拂去历史尘埃，亟待我们进一步挖掘利用和发扬光大。（俞亮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