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年左右，梁启超先生应清华大学邀请，以《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为主题做了一番演讲，这次演讲给听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时隔多年以后，梁实秋写下了《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一文，笔墨俭省，却刻画了一个风神潇洒博闻强记的学者形象。

若是我们只看着简易文字勾勒出的形态，拘泥于演讲过程中的行为动作、语言神态等外化的方式，那最终只能看到百年前一个潇洒的演讲者而已。

跳出浅尝辄止的文字和句子的赏析，让我们沿着文字烙印下的深刻印痕前进，挖掘作者笔触背后的内在情思，揭示梁启超演讲背后的复杂内心世界。

正如作者所言：像梁启超这样“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一、一曲《箜篌引》，铿锵悲叹调后是历经沧桑的政治人生

明明是一次关于《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的演讲，他不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讲起，不从清新美妙的“关关雎鸠”声中开始，反而提起了《箜篌引》：

《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 ，有一白首狂夫 ，被发提壶 ，乱流而渡 ，其妻随而止之 ，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日：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

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以语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丽玉以其曲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引》。

——晋崔豹《古今注》

短短十六字，蕴含着疾痛惨怛的故事。这位渡河之人，白发苍苍，大半生以来应该对世事皆以透彻，何以如何坚定要赴死？

他身后那位亦步亦趋，千呼万唤，最后追随而去的妻子，也实在令人震撼。究竟是何事，让狂夫毅然决然，如何慷慨悲壮？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一往无前至死不渝。

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是义无反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信念。

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演讲中提到这首诗时，说道：“这种生命是要亲历其境的人自己创造，别人断乎不能替代。如“壮士不还”、“公无渡河”等类，大家都容易看出是作者亲历的情感。 ”

而梁启超也亲历了这样的情感，他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人，那就是谭嗣同。

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明知什么危险，有足够的机会逃走，他都坚决拒绝了。

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一文中写到：

“……被捕的前一天，有几位日本志士苦苦劝他去日本，谭嗣同不听；再三劝他，他说：‘各国变法，没有不经过流血就成功的，现在中国没听说有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是国家不富强的原因啊。有流血牺牲的，请从谭嗣同开始吧。’终于没有离去， 所以遭了祸。……在八月十三日这天 ，在刑场上被害，享年三十三岁……刚烈啊!”

谭嗣同就是这样一个视死如归的勇士，一位舍身报国的爱国志士，我们也就能理解了，这个强要渡河的人让梁启超想到了自己的战友谭嗣同。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但梁启超先生在课堂上吟诵起这首诗，脑海中的狂夫可能变成了谭嗣同的样子，对并肩战斗过的盟友的逝去，激荡起心中强烈的情感，对视死如归志士的痛惜和敬仰最终化为演讲中的几声感叹。

这简短诗歌中跌宕的情节和深刻的内蕴，和梁启超本人从前的政治生涯、活动经历有着种种暗合之处，复杂的内心世界又怎能完成澄明，只能用着简单十几个字婉转传达一个政治活动家沧桑的人生感慨。

二、《桃花扇》前痛哭流涕，悲弱国小民，怜社稷苍生

梁实秋写道：

“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 ，在九天 ，不管…… ’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手巾拭泪……。”

究竟是何内容，让梁启超当众失控呢？

作者所提到的桃花扇片段来自《桃花扇》第十四出《哭主》。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此出戏写左良玉等哭拜崇祯。全文是：

“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戏文中的崇祯皇帝在位多年忧国忧民，却不得善终，梁启超读得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如此动情，他在借左良玉哭主，抒发自己深重的悲哀和无奈：

• 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 1898年1898年6月11日开始百日维新。
•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光绪皇帝和崇祯一样，也曾勤政自勉，希望有所作为，眼看着国家危亡却没有力量去挽救，这是何等的可悲可叹！

处在民不聊生、灾难深重的国家，总有人慷慨赴死，民族才有希望。

可这衰微的国家，如同摇摇欲坠的大厦，根基上已经腐朽，内里如同败絮，还能怎么样去拯救？

梁启超逃亡日本后，一直在谋求救助光绪皇帝的活动，他曾致信伊藤博文，要求救助光绪皇帝和被捕的志士，使光绪回到权力中心，能够坚持变法；

后又致信日本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强调中国的安危关系着东方大局，尤其关系着日本利益。

他还广交日本各方名流，反复申明中国政治现状，请求出力营救光绪，以图继续变法。

他创办了《清议报》，歌颂光绪变法，批判慈禧为“西后伪政”。

可惜的是，这些方法可谓”疾病乱投医，不仅没有起到效果，反而导致他在日本处境困窘。

多年后，演讲中的梁启超提起《桃花扇》，涕泪双流。

他哭的，是这衰微贫弱的祖国，是陷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是壮志难酬、前路渺茫的自己。这方手帕搵的泪水，包含着弱国小民卑微的心愿和强烈的抗争之志。

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忘情的手舞足蹈是对国家富强安定的极度渴望

公元762年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郑、汴等州，叛军头领纷纷投降。

第二年春天，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至此，持续八年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

杜甫当时正流寓梓州，和妻子过着漂泊生活。

他听到这个消息，内心无比激动，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生平第一首快诗。

“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民疾苦，都将得到疗救，诗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

对于忧国忧民的杜甫来说，对于任何一个爱国之人来说，有什么比国家即将结束战乱，人民即将安居乐业，自己即将回到久别的故土更要高兴的事情呢？于是喜极而泣了。

而梁启超竟“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穿越时空阻隔，他感受着杜甫对国家安定的快意，由此可见他对国家富强安定的渴望之强烈。

他和杜甫一样，对国家命运有着极敏感的觉知，对百姓疾苦有极深刻的体验，对未来的安定富强有发自内心的渴望。

梁启超是一个著名的爱国者，尽管限于时代的视域不广，所以在探索国家前途命运的路上他曾犹豫彷徨，最终也未能找到最适合的路线，但他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大业中矢志不渝。

他固执的认为中国尽管当时衰弱，但决不可轻视：

“自表面观，既已气息奄奄，危于风烛，然于其里面，实有所谓潜势力者，未可轻蔑视之也。”

在列强虎视眈眈，多方势力对中国瓜分切割的时候，他无法真正体会杜甫那种狂喜，却仍旧为千年前的胜利狂喜，依旧对现实满怀信心：

“我祖宗所留贻我之国性，成之固难，毁之亦不易……吾就主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吾就客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现在不亡!”

他甚至在多篇文章著作中非常直接的讨论”爱国论”“民族精神”“爱国”等话题，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中反复强调：“天下之盛 德大业，孰有过于爱国者乎?”在《德育鉴》中疾呼：“吾辈今日之最急者，宜莫如爱国。”

说起来，这一次在清华大学演讲，正是他放弃政治活动，投入教育事业，奔走各大学教导学生的其中一站。

他在大学的演讲中贯穿的总是热爱中国的思想。

他说：无论何种职业，都是国家所需要的。重要的是，“常常把爱国精神熔注在自己职业里头作职业生命。必如此，然后这种职业才有它存有的意义和价值”。

四、总结：文以载道，爱国热肠

其实演讲中提到的三篇韵文中，梁启超都贯穿了一种相同的情感，那就是他的爱国情怀。

我们往往只注意到梁启超受胡适影响而投身国故研究，却忽略他在教书育人、引导青年人这方面的卓越贡献。

他跌宕沧桑的人生经历、对君主的深沉企盼对民生的热切关注、高蹈爱国主义的身姿，都是演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说“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就并不是梁启超从此不再过问政治国事，而是切实践行着文以载道的精神，将思想蕴藏于文中，情感涌动在演讲里。

也就是说，文以载道，爱国热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