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 南朝四百八十寺简介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首《江南春》脍炙人口，流传至今。一些学者认为杜牧这首诗名为咏春，实则是借往昔繁华抒古今兴亡之叹。的确，唐代诗人素来有借古讽今的传统，在《全唐诗》中咏史的诗句随处可见，而杜牧更是其中杰出者。据《新唐书》记载，时人称杜牧“有王佐才”，“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至。”与胸怀天下的士子一样，杜牧强烈的使命感在其作品中表露无遗。

这首《江南春》就是他的代表作。晚唐之前的咏史诗多用古体与律诗，但杜牧独出机杼喜用绝句。所以如此，正是他的过人之处：在专制体制下，没有不是的天子，臣民对皇帝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根本就做不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往往会适得其反引火烧身，甚至带来杀身之祸。最高明的办法，无过于“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但许多文人无法掌握这个尺度，一不小心就容易管不住自己的臭嘴。

杜牧的绝句就很含蓄婉转，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如《过华清宫》：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倘若杜牧是个导演，那他一定是极高明的导演。镜头下，只是几个由远及近的画面，就将一件历史事件交待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著一字旁白，心有灵犀的观众也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江南春》也是这样的一首绝句，水村、山郭、酒旗，画面感如此强烈，会令读者误以为这是泼墨山水的印象江南。一般讲来，广义上的南朝是指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偏安江左的政权，因为他们的都城都设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因此也称为“六朝”。而习惯上，只是将宋、齐、梁、陈四个短命政权称为南朝。从东晋灭亡到隋朝统一，大约为一百七十年。短短的一百多年间，就走马灯一样更换了四个王朝，这样混乱不堪的历史时期，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统治者居然还有闲情逸致修筑“四百八十寺”？

其实，杜牧“四百八十寺”只是泛指，南朝一百多年间修建的佛寺具体数字只怕谁也说不清楚的。就拿建康一地来说，到唐初时，就至少有寺院五百余所，历史上，建康城的寺院大多建在城南，直到今天，南京地方仍有“出了南门尽是事（寺）”的俗谚留传。据专家统计，刘宋时，有寺院1913所；萧齐时，2015所；萧梁时达到巅峰，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陈朝时，尚余寺庙1232所。

萧梁政权时怎么有那么多的寺院，那么多的僧尼呢？

这一切，还得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要说清楚这个事情必须得先解释几个名词：一、檀越，檀越是寺院僧众对施舍给他们财物的人的尊称。当然，大和尚嘴里说着众生平等，实则是有选择性的。对寻常信众的称呼是施主，只有对有身份有地位的施舍人才会使用尊称。在家中修行的佛教徒现在称为居士，特定的称谓是优婆塞（指男性佛徒，女性居士为优婆夷）。历史上，崇佛的帝王都是寺院最大的檀越，他们或者崽卖爷田，或者搜括民脂民膏用于供佛，各地香火旺了，百姓家却断了炊烟。

历史上，南北朝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比较疯狂，甚至出现了帝王出家、皇后削发为尼这些令人抓狂的事情，与其说是统治者崇佛，不如说是佞佛。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的统治者无不如此，而其中又以鼓吹救苦救难佛教传播，先后四次“舍身入寺”的梁武帝最为疯狂。

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梁武帝萧衍无疑是最为奇葩的一个。与其他“百事不会、只会做皇帝”的同类大异其趣的是，梁武帝是个干啥像啥、牙口倍棒、吃嘛嘛香的主儿，萧衍是南朝梁代的创造者，与南齐皇室是近亲。年轻时，被竟陵王萧子良如入西邸，成了文学士人的八友之一；萧衍不但才华横溢，精于音律，写得一手好书法，居然还是一名能征惯战的武将，在对北魏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因军功升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来，萧衍趁齐氏内乱的良机，逼迫齐和帝禅让，一屁股坐上了皇帝宝座，改朝换代为梁。这一坐就是半个世纪，直到屁股上生了痔疮被叛将侯景撵下来。

历史上，梁武帝是最虔诚的佛徒皇帝。吊诡的是，从造谶语、定国号、选定郊禅吉日，都是道家人物陶弘景大力支持促成的。做了皇帝的萧衍投桃报李，对陶弘景“恩礼愈笃，书问不绝”，送上雄黄、朱砂、黄金等酬劳。来而不往非礼也，陶弘景也将自己炼的丹、铸的宝刀进献与梁武帝。

然而，服了仙丹后的萧衍突然心性大变，亲率道俗两万余人，在重云殿重阁亲作《舍道事佛文》，向天下臣民宣示“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慨。

从此，梁武帝的人生就象开了外挂，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他不但自己皈依三宝，要求王公大臣、平民百姓也信仰佛教，他敕命官民称：唯佛一道，是为正道……老子、周公、孔子等圣贤，无一不是如来的弟子。

既然拜了释迦牟尼为师，梁武帝自然要布施。众所周知的是，和尚位除了手中乞食的钵和身上的僧衣，就一无所有了。他们最大的收益，就是善男信女的施舍。现在，有了皇帝这个最不差钱的施主，怎么能放过这个天赐良机。

很快，萧衍就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寺庙。今天为死去的父亲建一座，明天为死去的母亲修一座，后天再为远来会念经的和尚建一所大庙，巧立名目不一而足，建康城中寺庙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大受敬寺、大智度寺、光宅寺、开善寺……

这其中，建筑最为宏伟的就是有“南朝四百八十寺”首刹之称的同泰寺。梁武帝修建这座寺庙下了血本，寺内楼阁殿台完全依照皇宫的式样，九层塔高耸入云，寺内古树森森，宝象庄严肃穆。在同泰寺，梁武帝不但铸造了十尊银质佛像，还铸造了两尊与平常人等身的佛像，一尊金像、一尊为银像。为了方便他烧香拜佛，梁武帝特意将宫城北门正对寺庙南门，自己则时而佛子、时而皇帝，如此循环不已乐此不疲。

梁武帝信奉佛教，绝不是说说而已，他不但身体力行的守持佛教的戒律，而且向天下僧尼特意颁发《断酒肉文》，对于管不住嘴饮酒吃肉的僧尼，责令他们还俗，以保证僧众队伍的纯洁性。

梁武帝不但自己诵经讲经，还为佛经作注，请来高僧大德译讲佛经，开设法会，而且亲自撰写忏文。身为天子，却甘为“三宝之奴”，在其六十四、六十六、八十三、八十四的时候，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群臣无奈只好花费巨额资金为其赎身。

梁武帝不但自己崇佛，还派人将佛教传入日本、朝鲜，时间一久，就连远隔千山万水的南亚一些国家都知道中国出了一个崇佛天子。事情最终传到了通晓大小乘佛法的菩提达摩耳中，他亲自泛海来到中国，梁武帝得知消息，立即派人将他迎往建康。梁武帝见到达摩，问道，自己一生敬奉佛教，不停的造寺、布施、供养，这有什么功德？萧衍本来是想听外来和尚恭维自己几句的，哪知道达摩却不以为意道：并不一定有什么功德！

达摩的话惹得萧衍十分不快，见话不投机，当即将达摩礼送出境。于是，达摩无奈之下只好“一苇渡江”来到北方，跑到少林寺面壁思过去了。

建了数不清的寺院，剃度了无数僧尼，梁武帝想着求得“果报”，哪知道最终的果报居然是“侯景之乱”，萧衍被困台城，最终身死名灭，徒增笑耳。

梁朝如此，宋、齐、陈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甚至受梁武帝影响，陈武帝、文帝都曾经舍身修行，就连陈后主也曾经学着萧衍有模有样的舍身修行，大赦天下。南朝的统治者大建寺院，大张旗鼓的崇佛本来是为了偏安政权的长治久安，结果事与愿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没有麻痹了百姓，却癫狂了自身。

杜牧作《江南春》的时候，正是唐宣宗大中年间，在经历了唐武宗大肆毁寺灭佛之后，唐宣宗开始着手恢复佛教。史料记载“自元年（847）正月，洎今年（大中五年）五月，斤斧之声不绝天下，而工未以讫……”。

杜牧作此诗，正是借咏江南春景之意，行诗谏之实。“烟雨”二字为全诗诗眼处，景可以空潆飘渺淡远，历史却是触手可及，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借古讽今，杜牧此诗真所谓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