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的电影 陈凯歌的电影作品
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和田壮壮,代表了未来的两个方向。
近几年,第五代导演的三大关键人物——田壮壮、陈凯歌和张艺谋,田壮壮放弃了导演做起了戏骨,陈凯歌当起了调教新人演员的综艺咖,接连拍的新片也如张艺谋的境况一样,陷入了被质疑“跌落神坛”的尴尬。
尤其是陈凯歌,这个曾被视作中国新一代电影人中最有前途、最具创造力的导演,后来的地位和成就显然落于张艺谋,在艺术和商业上也一度陷入迷途。
不少人对陈凯歌作品的视觉印象,来自于《霸王别姬》之后,诸如《荆轲刺秦王》、《无极》、《搜索》、《道士下山》和《妖猫传》等大张旗鼓的华丽和诗意表达,主题故作高深,叙事手法云里雾里,以致于留下片面的误解。
要真正认识陈凯歌,必然要从“第五代”的发端说起。
革新者:突出象征主义的《黄土地》
提起第五代导演,不得不提1982年的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班,以田壮壮的《猎场札撒》、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艺谋的《红高粱》为发端,催发了完全改变中国电影面貌的美学革命。
当年,文艺世家出身的田壮壮和陈凯歌在学校是两个学生领袖,北京电影学院一位老师倪震写过一篇文章,断言第五代将会步台湾新电影的方向,以陈凯歌、田壮壮为首,田壮壮就是侯孝贤的方向,陈凯歌就是杨德昌的方向。
只是没想到给陈凯歌当摄影拍《黄土地》和《大阅兵》的张艺谋,后来拍出了属于自己的导演作品《红高粱》,从而影响第五代偏离现实主义和理性思辨的道路,走上了一条以造型为主的道路。
上大学时,陈凯歌就看起来是很有学识、谈吐不俗,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他的父亲是知名导演陈怀皑,母亲是电影剧本编辑,受家庭熏陶,陈凯歌的古典文学底子非常厚,大家也都很仰慕他,觉得他很有文化。
1984年,陈凯歌和张艺谋合作拍出成名之作《黄土地》,它是用一种纯粹的艺术方式拍摄的,低成本、没有明星,没有大导演,对白极少,没有太多剧情,极为真实地描绘出农民艰苦的生活。
原本片名叫《深谷回声》,写得是陕北比较富裕的地方,环境颜色主要是绿色。陈凯歌不太确定这对不对,就和张艺谋、何群和作曲赵季平去了一次陕北。
他们看到了黄河,看到了陕北最贫穷的地区,环境荒凉、宽阔和贫瘠,人非常简单、友善和淳朴。回到北京,陈凯歌花了七天时间重改剧本,期间都靠张艺谋给他买吃的。改片名为“黄土地”,也是陈凯歌的主意。
拍摄《黄土地》的过程是边拍边找感觉,那时候的陈凯歌还很接地气,尚且能够洞察“中国农民最痛快的时候,就是喝小米粥稀里哗啦的声音”,甚至拍戏时听到这声音会不自觉的落泪。
张艺谋呢,专门在深山里开了一个窑洞,因为路不够旧,没有那种中间白两边黄的好几个层次颜色的感觉,于是耽搁了好几个月,雇了好几个农民每天在那儿来回走。有时拍着拍着,张艺谋找不到了,仔细一看,会发现原来他正蹲在镜头前拔草。
严格说起来,有着突出的象征主义、充满力量的影射,塑造出全新、独特电影语言的《黄土地》,是陈凯歌和张艺谋共同“革新”的结果。
反叛者:主题贯彻悲观本质和怀疑态度
早期的陈凯歌,精神上是一种跃进的、被点燃的状态,他以反叛者的姿态,急切地要打破电影创作的旧规,拍出一些作者性的、蕴含哲理的艺术电影。
在陈凯歌看来,《黄土地》是探讨中国农业社会时期的个体和土地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大阅兵》是研究个体跟集体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孩子王》是探讨个体为了有所不同、抵挡集体洪流时所做的挣扎。
至于《边走边唱》,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陈凯歌的精神自传,一对盲乐师横越一片神秘的土地,追寻能够治好眼睛的奇迹,故事就透着一股虚无的哲学迷惑。而陈凯歌开始有意深入探寻精神家园及个人的内心世界的结果,却是发现那里一片孤寂荒凉。
许晴
回头看陈凯歌过去所有的作品,他一直贯穿同一个主题,就是对社会怀疑的、对现存环境挑战的、对保守文化批判的的态度。而变化的是,从《霸王别姬》开始,他好像放弃比较艺术的、现实的表达,转到商业的、人文色彩的表达。
张国荣、张丰毅和巩俐主演的《霸王别姬》,无疑是陈凯歌导演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一部电影,不仅在商业和艺术上都得以兼顾,还把自己投射到程蝶衣这个人物身上,“总是对自己的理想有过高的期望”。
陈凯歌把李碧华故事中程蝶衣对段小楼的畸恋,改写为双重的镜像恋结构,即不再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泥足深陷的爱情”,而是作为“虞姬再世”的程蝶衣对楚霸王的忠贞,以及菊仙对前两者的“第三者”离间以索取段小楼对她的忠贞。
其实80年代,第五代之初的经典立场就是“对历史暴力的控诉、反思”和“对父子秩序的拒斥”,陈凯歌电影的悲观本质和怀疑、批判态度,优雅地融入到这一立场之中。
失意者:《风月》逃避,表达妥协
在《霸王别姬》之后,陈凯歌继续用张国荣和巩俐主演《风月》,没想到走向了失败的一端,陈凯歌自己都说《风月》是一个犯错误的阶段。
跟后来的《荆轲刺秦王》、《妖猫传》等华丽、唯美的作品一样,陈凯歌过于追求艺术和技巧,全然忘记了《黄土地》时期简单的力量,及真实、真诚的力量。
陈凯歌将《风月》的失败归结为过多地暴露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它最大的主题逃避,引领着巩俐饰演的如意一角直面命运,因为不逃避所以注定会灭亡,可这批判过于极端和歇斯底里,引起反感。
到了《荆轲刺秦王》,陈凯歌对于商业追逐更为明显,大场面、一丝不苟的戏服、上千名临时演员,电影制作费用更是突破当时纪录。可结果,观众对用人道主义去否定和反击英雄崇拜的所谓“故事内核”并不买账,收获的是一片负评。
陈凯歌的电影事业有过几次转折,除以上分析之外,伦理是也是他经常涉及的一大主题,像是推动《风月》和非华语片《温柔地杀我》的故事都是童年时期发生的乱伦,且都呈现着命运悲剧的底色。唯有一个例外,是抛弃沉重调子的《和你在一起》,并试图讨论在快乐和成功之间、幸福和成功之间,我们到底选择了什么?
总之,陈凯歌几度沉浮的“精神自传”式作品,经历过痛楚和屈辱,尝试过绝望的挣扎和突围,却在《霸王别姬》时因屈服而终得加冕,此后便一直深陷于华丽和宏大之中,回望着80年代的高光时刻和激情岁月。